性騷擾是公訴罪還是告訴乃論？和強制猥褻差在哪、能不能和解撤告

「律師，我只是在尾牙上摸了同事一下肩膀、拍了一下，她事後跟我和解、也說不追究了，這樣是不是就沒事了？」

「對方在捷運上突然從後面抱住我、親我的臉，我嚇到當場僵住。報警之後，他一直託人來談和解，說只要我撤告就好——可是我聽說有的性犯罪『撤告也沒用』，到底是真是假？」

這兩個問題，分別站在被告與被害人的兩端，卻指向同一個常被誤解、卻攸關案件生死的核心：你碰到的，到底是「告訴乃論」的性騷擾，還是「非告訴乃論」（俗稱公訴罪）的強制猥褻？ 這條線，直接決定了「和解能不能讓案件落幕」「撤告有沒有用」「檢察官會不會就算被害人不想追究也照辦不誤」。

很多人把「性騷擾」當成一個籠統的概念，以為只要「對方身體被碰到不舒服」就是同一回事，也常有人直接問：「性騷擾是公訴罪嗎？」 但在刑事法上，同樣是「未經同意的身體接觸」，可能落在完全不同的兩條法律、走向完全不同的兩種程序、得到天差地別的兩種結果。 這篇文章，就帶你把這兩條罪——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與刑法第224條——的界線、刑度、加重事由，以及「能不能和解撤告」這個最切身的問題，一次拆解清楚。

本文討論一律以去識別化、抽象化方式進行，不涉及任何真實個案。法律適用永遠因案而異，本文是觀念與策略整理，無法取代針對個案的具體評估。

性騷擾是公訴罪嗎？先把名詞講清楚

要回答「性騷擾是公訴罪嗎」，得先把「公訴罪」與「告訴乃論」這組常被混用的名詞釐清，因為很多誤解都從這裡開始。

民眾口中的「公訴罪」，嚴格說在法律上對應的概念是**「非告訴乃論之罪」**。它的意思是：只要犯罪事實被檢警知悉，檢察官就可以、也應該依職權偵查、起訴，不需要被害人「提出告訴」當作前提，被害人事後也不能用「撤回告訴」讓案件消失。

相對地，**「告訴乃論之罪」**則是：必須由有告訴權的人（通常是被害人）「提出告訴」，檢察官才能追訴；而且在一定期限前，告訴人還可以「撤回告訴」，案件就會因此終結（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、法院為不受理判決）。立法者把某些罪設計成告訴乃論，多半是考量這類案件牽涉被害人個人意願、隱私或雙方關係，希望把「要不要動用國家刑罰權」的決定權，部分交還給被害人。

把這組概念套到性犯罪上，會發現一個關鍵事實：「性騷擾」與「強制猥褻」雖然都涉及未經同意的身體碰觸，但它們一個是告訴乃論、一個是非告訴乃論，分屬光譜的兩端。 這也正是本文要層層拆解的重點。

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：告訴乃論的「強制觸摸罪」

一般人講的「摸一把」「趁機吃豆腐」「突然抱上來親一下」這類突襲式、趁人不備的身體騷擾，在刑事上最常對應到的，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。

這一條（學理上常稱為「強制觸摸罪」）的規定是：

意圖性騷擾，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、擁抱或觸摸其臀部、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，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；利用第二條第二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要拆解這一條，有幾個構成要件值得逐一看。

一、「意圖性騷擾」的主觀要件

行為人主觀上必須有「性騷擾的意圖」。實務上這通常從行為的客觀情狀去推認——碰觸的部位、方式、情境、行為人事後的反應等。它要把「真正的意外碰觸」（例如擁擠車廂裡無意的推擠）排除在外。

二、「乘人不及抗拒」——這一條最核心的特徵

這四個字，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最關鍵、也最常被忽略的特徵。它指的是行為以突襲、出其不意的方式為之，讓被害人在「來不及反應、來不及反抗」的瞬間就完成。換句話說，這一條處罰的是「趁你不備」，而不是「壓制你的反抗」。

這一點，正是它和強制猥褻分道揚鑣的分水嶺——稍後會詳談。

三、限定的「身體部位」

條文明文列出親吻、擁抱，或觸摸臀部、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。也就是說，碰觸的對象限於與「性」較具關聯的身體隱私部位。

四、刑度與「告訴乃論」

第25條第1項的法定刑是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。而第25條第2項明文規定：「前項之罪，須告訴乃論。」

這一句，就是回答「性騷擾是不是公訴罪」最直接的答案：就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而言，它是告訴乃論之罪，不是公訴罪。 沒有被害人提出告訴，檢察官原則上不會追訴；被害人也保有在期限內撤回告訴、讓案件終結的空間。

法源提醒： 性騷擾防治法已於民國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、112年8月18日生效（部分條文於113年3月8日施行）。值得留意的是，「利用權勢或機會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」是這次修法新增的內容——舊法第25條並沒有這項權勢加重規定。這部分下一節會專門說明。

權勢性騷擾：為什麼「上司對下屬」「老師對學生」刑會更重

第25條後段那句「利用第二條第二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，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」，是這幾年「#MeToo」浪潮後修法的重點，也是很多職場、校園、醫療場景中當事人最該知道的一條。

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條第2項，所謂「權勢性騷擾」，指的是對於因教育、訓練、醫療、公務、業務、求職或其他相類關係，而受自己監督、照護、指導之人，利用權勢或機會所為的性騷擾。

白話說，就是行為人和被害人之間存在一種**「上對下、握有影響力或機會」的不對等關係**——主管對部屬、老師對學生、醫師對病患、面試官對求職者、教練對學員等等。立法者認為，在這種關係下被害人更難拒絕、更難反抗、更難事後申訴，所以一旦行為人「利用」了這層權勢或機會行騷擾，就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

這意味著：原本最高二年的有期徒刑，在權勢加重的情形下，上限會提高到三年。對被告而言，這是「同樣一個動作，因為你們之間的關係，刑度天花板就往上跳」的差別；對被害人而言，這也是法律近年特別強化保護的環節。

實務觀察： 「有沒有利用權勢或機會」是個案高度爭執的點。它不是「只要雙方有上下關係就自動加重」，而要看行為人是不是**「利用」**了那層關係或它創造出來的機會（例如單獨留下加班、出差同房、診療時的隱密空間）。這部分的攻防——關係的性質、是否「利用」、機會如何形成——往往是案件能否落入加重、或退回基本刑的關鍵戰場。

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：非告訴乃論，和解也撤不掉

把鏡頭轉到光譜的另一端。當行為超出「趁人不備的突襲」、進一步用「壓制反抗」的方式為之時，可能就不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，而是更重的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罪。

刑法第224條規定：

對於男女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，而為猥褻之行為者，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

這一條和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，有兩個根本差異。

差異一：手段不同——「強制」vs「突襲」

刑法第224條的核心，是行為人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，去壓制、排除被害人的意願，進而為猥褻行為。它強調的是「強制性」——被害人是被壓著、被逼著、被排除反抗能力的。

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則相反，它的核心是**「乘人不及抗拒」**——重點在「趁你來不及反應」，而不是「壓制你的反抗」。

所以實務上區分的關鍵，常常落在：被害人究竟是「來不及反抗」（趨向第25條），還是「被以強制手段壓制了反抗」（趨向第224條）？ 加上行為的**「猥褻」程度、持續時間、強制的強度**等因素一併判斷。這條界線在個案中往往並不涇渭分明，是雙方攻防的重點，也是為什麼同一個事件，檢辯雙方可能各自主張落在不同條文。

差異二：是不是告訴乃論——這是最攸關結果的一點

這是兩罪在「程序與結果」上最大的分野。

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，原則上是非告訴乃論之罪（即民眾口中的「公訴罪」）。也就是說，只要檢警知悉，檢察官即得依職權偵查、起訴；被害人就算不想追究、事後和解、甚至明白表示「我要撤告」，也無法讓案件因此終結。 和解在這種案件裡，頂多是量刑時的有利參考（顯示犯後態度、填補被害人損害），但不能讓案件「消失」。

這裡要補一個常被忽略、卻是正確理解法律的重點：刑法第229條之1規定，「對配偶犯第221條（強制性交）、第224條（強制猥褻）之罪者」，才須告訴乃論。換句話說——強制猥褻只有在「對配偶犯之」的特殊情形下才是告訴乃論；對配偶以外之人犯強制猥褻，原則上就是非告訴乃論。 這個細節，正是「強制猥褻撤告也沒用」這個說法在多數情形下成立的法律依據。

一張表看懂：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 vs 刑法第224條

把兩條罪並排，差異一目了然：

比較項目	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（強制觸摸）	刑法第224條（強制猥褻）
行為手段	乘人不及抗拒（趁人不備、突襲）	以強暴、脅迫、恐嚇、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意願之方法（壓制反抗）
典型情境	突然從後抱住、趁機摸一把、突襲式親吻	壓制、逼迫、排除反抗下的猥褻
法定刑	二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	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
加重事由	利用權勢或機會→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（上限提高到三年）	（另有結合犯、加重強制猥褻等更重規定，視情形）
是否告訴乃論	是（第25條第2項明定須告訴乃論）	否，原則非告訴乃論；僅「對配偶犯之」才告訴乃論（刑法第229條之1）
和解／撤告的效果	可在期限內撤回告訴使案件終結	撤告無法終結案件，和解僅作量刑參考

這張表也說明了為什麼「同樣被摸」，有人的案件可以靠和解撤告畫下句點，有人的案件卻「就算被害人說不追究，還是要走完整個刑事程序」——差別不在被害人想不想，而在行為本身落在哪一條。

回到最切身的問題：能不能和解撤告？三件事要先弄清楚

很多當事人——無論是想盡快了結的被告，還是想拿回主導權的被害人——最在意的就是「能不能和解、撤告」。要回答這個問題，要先把三件事釐清。

第一件事：先確認「到底是哪一條罪」

如前所述，只有告訴乃論之罪（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），撤回告訴才能讓案件終結。 如果行為被認定構成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（且非對配偶犯之），那就是非告訴乃論，和解只能換取量刑上的從輕，無法用撤告讓案件消失。 所以「能不能撤告」的第一步，永遠是先判斷行為的法律定性——而這正是專業評估最有價值的地方，因為它直接決定了後面所有策略。

第二件事：告訴期間——6個月的「不變」時鐘

就算是告訴乃論之罪，被害人的告訴權也有時限。依刑事訴訟法第237條，告訴乃論之罪，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「知悉犯人」之時起，於六個月內為之。 要特別注意，這6個月是從**「知悉犯人」**起算，而不是從案發日機械式地數——實務上對「知悉」的認定（須確知犯人之犯罪行為）有其細緻之處。對被害人來說，這代表「不能無限期拖著再決定要不要告」；對被告來說，告訴是否逾期，也可能是程序上的攻防點。

第三件事：撤回告訴的「兩道限制」

被害人若決定和解、撤回告訴，依刑事訴訟法第238條，有兩道限制務必記牢：

1. 時點限制： 撤回告訴必須在**「第一審辯論終結前」**為之。一旦過了這個時點，就撤不掉了。
2. 一次性、不可逆： 撤回告訴之人，不得再行告訴。 也就是說，這是一個「一旦撤了就回不去」的決定——不能撤了之後反悔、又重新提告。

這兩道限制，對雙方都是提醒：被害人要在「資訊充分、確認和解條件已落實」的情況下才撤，否則撤了就沒有回頭路；被告則要明白，和解的時機與內容，得趕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談妥並完成撤告程序，否則程序就會繼續往下走。

策略提醒： 性犯罪案件的和解，遠比一般金錢糾紛複雜——它牽涉刑事程序的時點、撤告的不可逆、被害人的真實意願與隱私保護，也牽涉行為定性（到底是第25條還是第224條）對「撤告有沒有用」的根本影響。被告方若貿然「先談先撤」卻誤判了罪名，可能白費力氣；被害人方若在資訊不足下撤告，又可能喪失應有的權益與保障。這也是為什麼，無論站在哪一端，在做出「和解／撤告」這種不可逆決定之前，都值得先就具體事實取得專業評估。

站在不同位置的人，該注意的事不一樣

性犯罪案件最特別的地方，在於被告與被害人的處境幾乎是鏡像的，需要注意的重點也南轅北轍。

如果你是被指控的一方

收到傳票、警詢通知時，第一個要釐清的不是「賠多少能和解」，而是**「我被認定的是哪一條」**——是告訴乃論的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，還是非告訴乃論的刑法第224條。因為這決定了「和解撤告」這條路走不走得通、值不值得走。其次，第一次製作筆錄的陳述至關重要：行為的情境、手段、有沒有「強制」、雙方關係如何，這些都會牽動最終的罪名認定。在這個階段就釐清定性、規劃陳述方向，遠比事後補救有效。就刑事被告而言，這類案件的辯護人角色，正是協助當事人在最早的階段把方向定對。

如果你是被害的一方

你要知道自己握有哪些權利、以及這些權利有沒有時限：告訴權有6個月的期間（自知悉犯人起算）、撤告有第一審辯論終結前的時點限制且不可逆。同時，證據的及時保全往往是案件成敗的關鍵——監視器畫面、對話紀錄、就醫或驗傷紀錄、目擊者、第一時間的求助與陳述。很多案件不是「事情沒發生」，而是「發生了卻沒能即時留下痕跡」。若考慮和解，更要在「條件確實落實、自己權益受到充分保障」的前提下，才做出撤告這個不可逆的決定。對被害人而言，告訴代理人的協助，正是在程序、舉證與和解條件上，替你守住該守的權益。

結語：界線決定結果，定性決定策略

回到最初那兩個問題。

對那位「以為和解就沒事」的被告：如果你的行為被認定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，和解撤告確實可能讓案件終結（但要趕在期限內）；可一旦被認定構成刑法第224條強制猥褻，撤告無法讓案件消失，和解只是量刑的籌碼。 你最該先確認的，是「自己站在哪一條」。

對那位「擔心撤告也沒用」的被害人：你的擔心有其道理——強制猥褻原則上是非告訴乃論，本來就不靠你撤告與否來決定要不要追訴。 而如果是告訴乃論的性騷擾，主導權則相當程度回到你手上，但別忘了6個月告訴期間與撤告的不可逆。

性騷擾與強制猥褻，看似只是「程度輕重」之別，實則在罪名、刑度、是否告訴乃論、能否和解撤告上，是兩套截然不同的規則。判斷一個具體事件落在哪一條，從來不是看當事人主觀的感受，而是看行為手段、被害人的反抗可能、雙方關係與證據——這恰恰是最需要專業介入的環節。無論你站在被指控或被害的哪一端，越早把「定性」釐清，能爭取與守住的空間就越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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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犯罪案件牽涉罪名認定、程序時點與和解策略，每一步都環環相扣、且多有不可逆的決定。如果你正面臨相關處境，建議儘早就具體事實取得專業評估。

本文中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、第2條第2項依民國112年8月16日修正公布之現行條文；刑法第224條、第229條之1為現行規定；刑事訴訟法第237條（告訴期間）、第238條（撤回告訴）為現行規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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